一、引言
当今世界，湾区已经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引领科技变革的领头羊，以及提升其所在国家或地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空间载体，由此衍生出来的经济效应被称为“湾区经济”。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是全球公认的三大世界级湾区。相较于前三大国际湾区，覆盖面积约5.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000万、经济总量约1.67万亿美元（2019年）的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具备了打造继纽约湾区、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之后又一个世界级湾区的条件。尤其是在当今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粤港澳大湾区已经上升为国家级战略规划版图，担负着培育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深化对外开放新格局、接轨全球经济新支点以及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重大历史使命。
另一方面，纵观全球，制造业是当今世界主要经济发达国家的主要支柱，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随着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科技的快速创新变革，正在从根本上引领和推进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正成为世界各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如德美日等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效率提升的必然要求和新动能转变的重要抓手，也是中国在新常态下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必由之路，是打造中国制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并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必选路径，是抢占未来全球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战略选择。
作为国内制造业龙头地位的粤港澳大湾区（先前以珠三角为代表），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制造业规模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业已建立起门类齐全、相对独立完整、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体系，并成为全球制造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然而，在全球新一轮信息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强烈冲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最新贸易政策的严重打压，以及时下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快速蔓延的严峻影响下，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在全球及国内工业版图中正经受着多重严峻挑战：一是以德、美、日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实施“再工业化”“先进制造业回流”等战略，不断强化其在全球高端制造业中的领先优势，加速挤兑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高端的转型升级；二是以印度、越南、柬埔寨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正以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快速承接粤港澳大湾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积极抢滩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低端；三是近年来国内长三角、京津冀、中西部、东北部等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快速发展，也给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在国内的龙头地位带来巨大的挑战；四是随着国内新零售的快速崛起，消费端的话语权不断提升，也加重了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压力。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如何依托先前所积累的雄厚的制造业规模、成熟完善的产业体系、丰厚的金融资本实力、国内领先的信息基础设施等优势，以及国家近年来赋予大湾区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自由贸易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华南重要枢纽等种种重大政策利好，率先在全国走出一条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的创新驱动发展之路显得尤为重要，而且非常紧迫。这是在人工智能时代通过“换道超车”赢得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端战略新高地和话语权的千载难逢的契机，是新时代继续争当国内先进制造业排头兵的重要保障，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对广东和粤港澳大湾区工作所做出的一系列重要批示的坚实保障。
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新一代智能制造理论内涵与最新发展动向的解读，并结合先前对华为、广汽、美的、格力等多家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企业以及业内专家学者的深度调研访谈，在梳理出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机会与挑战的基础上，基于制度环境和生态系统建设的视角，提出了在人工智能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成功战略转型的发展思路和对策建议，以期在全国率先走出一个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再到“中国创造”的“中国现代化模版”，也为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甚至问鼎世界顶级湾区打下坚实而厚重的理论基础。
二、智能制造的发展演进与新一代智能制造
纵观人类历史上的四次工业革命，都离不开同时期科学技术革命的大力推动。每每新兴的科学技术应用到工业领域，都会引起工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而制造业一直都是历次工业革命的主要载体，所以，历次的工业革命发展史某种程度上就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发展史。
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就是一个信息化不断融合于、服务于工业化的过程，从而推动着制造业从低级走向高级、从人工不断走向智能的动态演进，旨在实现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不断提升生产制造企业的产品质量、生产效率、服务水平，不断满足人类日益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等对美好生活品质的追求，并最终推动着制造业、乃至人类社会向着创新、智能、绿色、协调、开放、共享发展。所以，一般意义上认为，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信息技术革命，彻底改变了整个制造业、乃至人类社会的生产运作模式，是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真正开启，并由此渐次快速迈入制造业智能制造1.0时代（数字化时代）、智能制造2.0时代（数字化网络化时代或“互联网+ 制造”时代）。
近年来，随着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并形成群体性突破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正快速走向基于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智能制造3.0 时代（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也就是新一代智能制造时代）。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本质特征是具备了学习的能力，具备了生成知识和更好地运用知识的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形成新一代智能制造⸺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是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高级阶段。新一代智能制造将为制造业的研发、设计、制造、物流、营销、售服等各价值链环节及其集成带来根本性变革，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将不断推陈出新、层出不穷，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社会的产品形态、生产方式、服务模式，乃至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极大地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重塑。所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新一代智能制造最为核心的驱动力，将为制造业带来根本性、革命性的变化。
不过，从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发展演变脉络可以看出，智能制造1.0、智能制造2.0 和智能制造3.0 是次第展开、不断迭代升级的，体现出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阶段性和融合性特征。三个智能化转型升级发展阶段及其基本范式沿着时间脉络逐一展开，既是相关信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产业结合，面临着当时阶段所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体现出其所在阶段的特点，这就是先进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融合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三个智能化转型升级发展阶段及其基本范式在技术上又不是截然分开和割裂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促进、迭代升级的，这又体现出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融合性特征。
三、大湾区制造业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的机会与挑战
（一）机遇与优势
从全球科技发展的角度看，近年来，在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科技革命的快速推动下，以大数据智能、跨媒体智能、人机混合增强智能、群体智能等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不断取得群体性、战略性突破，与历经了（并正在历经）工业1.0、工业2.0、工业3.0 和工业4.0革命洗礼的先进制造技术不断深度融合，势不可挡，从技术的层面上为新一代智能制造及其生态系统的孕育提供了天然的肥沃土壤。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全球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业已拥有了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所必需具备的雄厚的基础和强大的实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历史渊源上看，自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业历经了开放之初的粤港澳大湾区合作1.0时代（“来料加工、前店后厂”合作模式）、世纪之交的粤港澳大湾区合作2.0时代（“向微笑曲线两头不断迈进、纵深广发展”合作模式）和近10年来的粤港澳大湾区合作3.0 时代（“深度跨界融合、全面转型升级”的合作模式）3个发展阶段，业已发展形成全球先进制造产业链条和价值网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与关键节点，也为把握住全球新一轮智能制造发展的重大历史契机奠定了坚实而厚重的历史基础。另外，“一衣带水”是粤港澳大湾区最为重要的区域性特征，多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同源、习俗相近、开放包容等良好的社会文化生态氛围，也都有利于新一代智能制造生态系统的发展与壮大。
其二，从现实基础和优势上看：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产业集群优势突出，业已形成交融互补、多个层面的智能制造发展“金三角”（其一是珠三角、香港和澳门基于“一国两制”构成的“金三角”，其二是港深、广佛和澳珠三点构成的“金三角”，其三是珠江东岸、珠江西岸和沿海地区三片构成的“金三角”），基于“科技创新+ 先进制造+ 现代服务”的并驾齐驱式协同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初步形成；高端要素集聚、创新能力突出，拥有4所世界百强大学、16家世界500强企业、2万多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6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21个院士工作站、高校联盟首批入盟26所高校等（2017 年），为粤港澳大湾区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创新活力和人才储备；拥有完备的制造业体系、良好的生产基地与基础设施以及比较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并成为全球先进制造业产业链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华为、广汽、美的、格力、腾讯等先进制造龙头骨干与互联网巨头引领带动，大疆、柔宇科技、优必选、微众银行等一大批独角兽企业不断崛起，万千中小微企业不断涌现……构筑新一代智能制造生态系统的主力军与生力军不断发展壮大。
其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相较于世界上其他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更是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多样化的制度环境（“一国两制三关税区”）。从长远来看，这非常有助于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全方位、立体化、开放式新一代智能制造生态系统的打造。随着国家级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一旦“三驾马车”（高度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世界制造中心，以及世界领先的科技创新中心）磨合产生共振效应、乃至聚合效应，其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所释放的能量将不可限量。
（二）困难与挑战
尽管如此，时至今日，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在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的过程中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和挑战，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短期内受制于粤港澳三地的多样化制度困境。应该说，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国两制三关税区”多样化制度环境是一把“双刃剑”，至少从短期内来看是如此。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粤港澳三地分属于不同关税区域，经济制度、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等均存在较大差异，而且过往多年来过于强调“两制”，虽“一衣带水”“近在咫尺”但又人为地制造了各种“远在天涯”的阻隔，“两张皮”现象还是很明显，三地间资金、人才、技术、信息、数据等推动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的关键要素资源还难以完全高效自由流动，多个领域还存在同质化（甚或恶性）竞争和资源要素重置错配现象，相关规则与制度的磨合和摩擦成本还比较大，粤港澳三地的高度互补、协同共享、互利共赢的一体化发展模式尚未真正树立起来。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港澳，特别是香港的以几大高校为代表的科技创新资源与优质国际人力资本，以及高达发达、享誉全球的金融服务业、国际航运业和国际贸业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难以很好地融入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新一代智能制造生态系统这一盘大棋中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粤港澳大湾区问鼎世界顶级湾区的步伐。
其次，是大湾区“9+2”中9个城市间的区域高效协同还不够。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出台了多项促进珠三角、泛珠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区域性或跨区域性政策，也极大地促进了珠三角的发展，并一跃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工厂”。但不可否认的是，快速、粗放发展的背后不可避免地带来盲目无序、各自为政发展的局面，导致各个城市间经济结构相似度高、产业比较雷同、资源重复配置和同质化竞争的不利局面。时至今日，珠三角不同城市间以我为主、为我服务的狭隘的单向发展意识还依然普遍存在，甚至部分地方政府还把对大湾区发展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是一个经济项目，利用国家政策红利争资源、抢项目、各自为战、重复建设等，缺乏把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盘棋”并建设成为世界顶级湾区的战略观、全局观和长远观。另外，在面对当前风云诡异的全球政经环境以及略有起伏的香港发展影响下，部分地方政府又过度地放大了眼前的制度障碍（其实，正如上面所言，相对于世界上其他三个湾区，从长远来看，这种多样化的制度环境也恰恰是粤港澳大湾区有潜力尽快升级为世界顶级湾区的一个最大的优势，也为构筑更为多样化、更具健壮性和生命力的大湾区新一代智能制造生态系统提供了长足的发展空间）。
再者，从大湾区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的主要参与者来看，尽管过往30 多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的智能化发展水平仍然是工业1.0、工业2.0、工业3.0 和工业4.0并行存在、参差不齐，很多传统的制造业、大量的先进制造业和不断涌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混杂发展，产业格局从整体上看仍然处于全球制造产业价值链中低端。尽管过往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模式（如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日本的制造业白皮书等），但是，这些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基础扎实，智能化转型升级起点高，基本都走在从工业3.0 到工业4.0的路上，因此，在这方面也没有太多的成功模版或经验教训可供借鉴参考。加之，近年来西方发达经济体对我国的技术封杀越加严重，高端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工业封装技术、集成电路芯片等许多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的共性基础技术与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短期内还难以改变，“缺芯少核”的问题还比较严峻。此外，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的全球领军人物、中高端人才以及一线“工匠”型人才短期内还非常匮乏。因此，在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还任重而道远。
四、大湾区制造业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的发展思路
在全球新一轮智能制造正蓬勃待发、暗流涌动之时，围绕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在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发展中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与挑战，并结合其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历史使命与功能定位，以及德美日等发达国家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的最新经验，本文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思路与对策建议，以期率先在全国乃至全球走出一条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的成功之路。
（一）创新利用“一国两制”多元化制度优势，大力推进大湾区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的生态系统建设
新一代智能制造本身及其相应的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是一个涉及多企业、多领域、多地域信息集成、应用集成与价值集成的动态复杂巨系统，发展好坏、程度高低离不开其所处的生态系统的孕育、构筑与治理。而“培育智能制造生态体系”是“中国‘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任务之一，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长期战略诉求能够顺利落地、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成功转型的重要保障。应该说，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上其他三个湾区的竞争与角逐，某种程度上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与其他三个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与角逐。鉴于粤港澳大湾区崛起的历史渊源与资源禀赋（曾经的最大的“世界工厂”，现在依然是），以及全球回归实体经济与发展智能制造的必然现实，智能制造生态系统无疑是粤港澳大湾区众多子生态系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其建设的好坏必将“牵一发而动全身”。为此，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要着力强化下面两个方面的工作：其一， 要强化在“ 一国”的政策框架下“‘9+2’一盘棋”式落实大湾区新一代智能制造生态系统建设。如前面所述，我们应该要看到，过往多年来由于过分强调“两制”，弱化了“一国”的政策导向，给当今粤港澳大湾区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的生态系统建设带来诸多的观念误区和制度障碍。随着国内社会主义法治的不断健全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在全球新一轮信息科技革命、国际政经环境风云际变和我国已然迈入新常态交汇的关键历史节点上，现在是时候强化“一国”的政策理念和战略导向了。也只有在不断强化“一国”的大前提下，并相应处理好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机制，打造大湾区新一代智能制造生态系统的观念误区、制度障碍和行政壁垒才更容易克服，“一国两制三关税”的多样化制度优势所蕴含的巨大潜能也才能够充分地释放出来。
其二，进一步加强珠三角9市高效协同联动建设大湾区新一代智能制造生态系统的认知和决心。相较于港澳，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同属于珠三角地区，制造业基础比较雄厚，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发达，两化深度融合全国领先，理应更容易达成区域间的高效协同联动，为粤港澳大湾区面向新一轮智能制造的全面转型升级做足做实工作。所以，针对过往各城市间以我为主观念误区、产业结构过于雷同、资源过度重复配置、同质化竞争严重、只连接不协同（尤其是珠江东岸和珠江西岸之间），以及过分放大粤港澳三地的制度障碍或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视为一个热炒的一个经济项目等问题，要从国家层面、省委省政府层面做足做实工作，让珠三角的各城市都能够清晰理性地认识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个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是我国在新时代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深化对外开放、接轨全球经济、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中国现代化模版的一个重要支点和空间载体，珠三角各城市必须基于并服从于这个国家级“一盘棋”的发展战略。也唯有在这个基础上，珠江东岸的电子信息产业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珠江西岸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穗莞深（港澳）科技创新长廊、港穗深澳的高端服务业等才能够进一步珠联璧合、高效协同，粤港澳大湾区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生态系统才将会发挥其强大的倍乘效应、井喷效应乃至几何级数的效应。
（二）继续坚持“多措并举、并行推进、跨界融合、换道超车”发展路径，全面推进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的转型
上面已经提及，与德美日等国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不太一样（他们基本上都处于从工业3.0 到工业4.0 的发展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面向新一代的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基础差异大，工业1.0、工业2.0、工业3.0 和工业4.0 同时存在，没有太多现成的成功经验或模版可以借鉴复制，必须自力更生，率先在全国走出一条差异化协同推进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的道路。
事实上，过往近10年来，我国陆续推动的“两化融合”“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智造+”等一系列新常态下制造业战略转型升级举措（也就是“多措并举”的策略，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一直都走在全国前列），都极大地推进了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的步伐：一方面，一批数字化制造基础较好的企业成功实现数字化网络化转型升级，成为数字化网络化制造试点示范；另一方面，大量还未完成数字化制造的企业，则采用并行推进数字化制造和“互联网+ 制造”的技术路线，通过“以高打低、并行推进”策略，在完成数字化制造“补课”的同时跨越到“互联网+制造”阶段，切实从整体上提高粤港澳大湾区落后制造企业的智能化水平。
与此同时，在当今面向全球新一代智能制造（智能制造3.0，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取得了群体性突破并陆续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为代表）转型的重大历史时刻，我国和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实际上又走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面临着“换道超车”（而不仅仅是“弯道超车”）的千载难逢的重大历史机遇。所以，还需继续充分借势行政“有形的手”，大力支持和敦促华为、广汽、美的、腾讯、大疆、地平线等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龙头、互联网巨头或独角兽身先士卒，跨界融合，加快推进基于新一代人工智能、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的全面转型升级，率先在全国实现“换道超车”，并带动起其产业链条或生态体系中的广大中小微企业，快速实现“以高打低、跨越发展”的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之路，最终从根本上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智能制造生态系统（特别是在全球制造产业链条中的分工与格局）的国际竞争力，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尽快迈向世界级湾区的前列。
（三）大力扶持大湾区组建多维面的智造联盟，尽快实现新一代智能制造关键核心技术的系统性突破
面向新一轮智能制造的基础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的尽快攻关与突破是掌控未来全球高端智造话语权与制高点的关键，这也是当前，甚至今后一段时间内粤港澳大湾区智能制造发展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单单依靠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某一所高校、某一个智能制造骨干企业，甚或是某几个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攻关，也往往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更何况新一代智能制造本身就是一个涉及多企业、多领域、多地域信息集成、应用集成与价值集成的动态复杂巨系统。
自德国2011年吹起“工业4.0”的号角后，世界各主要发达经济体都纷纷推出自己的“工业4.0”版本，尤以美国联合“产学研政金”多层次、多维度推动的智能制造生态系统建设更具成效及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为了能够在21世纪继续掌控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端制高点与面向未来的工业互联网话语权，美国于2011年率先由时任总统奥巴马（代表联邦政府）发起了先进制造伙伴计划（AMP 1.0，现已升级为AMP 2.0，该联盟联合了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麻省理工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高校，陶氏化学、康宁玻璃、福特公司、英特尔等产业界企业）；随后又依托商务部下属的美国标准与技术研究院设立国家先进制造项目办公室，负责协调、统筹规划与管理等平台管理工作。在此基础上，“产学研政金”陆续全面展开跨界合作，先后成立了先进制造技术联盟（AMTech，公私部门合作，专注鼓励与支持技术创新，尤其是支持具有长远竞争力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美国工业互联网联盟（IIC，主要由AT&T、Cisco、GE、IBM、Intel 等知名厂商组建，专注智能制造标准与智慧连接）、开放互联联盟（OIC，主要由Intel和Dell等公司发起，专注互联互通技术开发）、智能制造领导联盟（SMIC，由制造公司、技术公司、大学、政府、实验室等组成的非营利性组织，专注于协同推进智能化制造）等多个智能制造联盟，再加上诸如GE、谷歌、苹果、微软等重量级企业自身也在重磅投入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的基础共性技术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从而不断打造出一个现代美国版的无比强大的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生态系统。
所以，可以借鉴美国基于多层面、多维度产学研政金联盟联合技术攻关的成功经验，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众多知名高校和创新研发机构、珠江西岸扎实的先进装备制造业、珠江东岸的先进电子信息制造业产业集群、广深两市强大的互联网产业、港穗深澳强劲的高端服务业等雄厚的根基，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层面还需继续给予大力支持，围绕新一代智能制造基础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工业互联网标准等领域，出面召集、推动或扶持“产学研金”联合组建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智能制造联盟，或继续优化、完善与督导既有的各智能制造联盟，以尽快实现新一代智能制造这个复杂巨系统各个关键技术领域的攻关与突破；并充分利用各个智能制造联盟的技术外溢效应，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广大中小微企业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的整体成功转型升级。
（四）创新完善人才引智与提质，为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的转型提供智造人才支撑与孕育土壤
人才是智造强国的根本，是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成功转型升级的核心力量。鉴于粤港澳大湾区在加快推进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过程中还存在比较严重的四类人才短缺问题，尤其是实战型、高层次行业领军人才和一线高素质、高技能工匠型人才尤为稀缺，而且多层次人才队伍体系尚未高质量形成，本文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或继续完善：
1. 创新现有以科研学术成果导向为主的新一代智能制造领军人才评价体系，探索以企业实战为主的新一代智能制造领军人才培养与引进办法，依托粤港澳知名高校、乃至全国知名高校与名企合作，可持续培养能够突破新一代智能制造关键技术、带动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的高层次领军人才；同时，加大从德美日等发达国家，特别是从美国通用电气、德国西门子、日本富士通等知名智能制造企业引进或临时聘用智能制造实战型领军人才，跨越式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高层次新一代智能制造领军人才队伍。
2. 围绕一线高素质、高技能工匠型人才需求，通过采用人才培育专项补贴或税收减免等措施，引导粤港澳大湾区制造名企与高职高专院校按照德国“双元制”模式培养新一代智能制造“工匠”，大力推动龙头企业（如华为、美的、格力、广汽等）设立智能制造学院，或与地方高职高专院校合作开展“双主体”智能制造专业建设与工匠人才培养模式，快速推动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最为紧缺的一线技工的造血机制。
3.积极探索粤港澳大湾区知名高校、乃至全国知名高校开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如按照订单模式，量身裁体地和粤港澳大湾区名企定向培养复合型或专业新一代智能制造人才，或借助在职工程硕士、工程博士等专业学位平台为企业培养与输送新一代智能制造复合型或专业技能人才。同时，鼓励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珠三角有条件的高校、院所、企业建设智能制造实训基地，培养满足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专业技能人才。
21世纪的今天，作为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之一，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坚实而厚重地历经了1.0和2.0两个时代，业已迈入了全新的3.0时代，与全球层面面向新一轮智能制造的信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成了天然的历史交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当前国内快速稳步推进中国制造2025的大好环境，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有着比较扎实的智能制造转型基础和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推动下，粤港澳大湾区能够在全国率先走出一条创新驱动、跨越发展的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之路，为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尽快成为世界级经济增长新引擎，助力我国从“制造大国”向“智造大国”再向“创造大国”成功转型升级，开创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现代化模版”，以及尽快构筑起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智能制造掌控新时代全球制造产业链版图中的制高点与话语权做出应有的表率。
本论文系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加快推进广东省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政策体系研究”（2018A070712008）、广州市哲学社科“十三五”规划项目“广州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战略、路径与支撑体系研究”（2017GZYB04）和广州市哲学社科“十三五”规划项目“广州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研究”（2018GZYB16）的阶段性成果。
